围绕着后现代主义概念在学界引发的争论，使得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必须要审慎而明确。在西方学界，
利奥塔打着 “ 触发差异 ” 、 “ 向整体开战 ” 的旗号热烈欢呼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哈贝马斯认为文艺复兴以来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而继续坚持现代性并以之对抗后现代性；
詹明信则把 “ 后现代主义 ” 称作 “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 ，以
皇皇巨著进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奠基工作。后现代主义理论引入中国以来，围绕它产生的争论也成为近些年中国学界理论争鸣的一个热点：有拍手欢迎者，有坚决抵制者，有冷嘲热讽者，有潜心研究者，还有不屑一顾者 —— 观点立场可以不一致，但有一点确是可以肯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已经进入的中国学界的学术视野。在这个学术视野中，同样包括了电影理论工作者的审视目光，发表了一大批从后现代理论视角研究当代中国电影的论文，近几年，还出现了以 “ 后现代电影 ” 为主题的理论著作。但问题随之而来，这主要表现在对 “ 后现代主义电影 ” 概念的模糊界定以及随之而来的概念误用上。例如，在程青松先生的力作
《国外后现代电影》中，由于对 “ 后现代电影 ” 在在概念外延上界定过于宽泛，以至于把许多与后现代无关的影片也包括其中，这使得对 “ 后现代 ” 在电影理论中的
概念界定显得尤为必要。
英国学者特里 -
伊格尔顿在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曾对 “” 后现代主义 ” 和 “ 后现代性 ” 作了区分。在他看来，后现代性是一种与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的一种思想风格， “ 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 ” 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 “ 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 ” 。当然，这两个概念也不是截然泾渭分明的，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正是作为哲学思想风格的后现代性在文化艺术上的具体体现。比起
伊格尔顿的区分，中国学者尹鸿对 “ 后现代性文化 ” 和 “ 后现代主义文化 ” 的区分更具有实践操作层面的意义。他提出： “ 如果说后现代性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世俗文化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哲学性的文化；如果说
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消解性的文化；如果说后现代性文化是后现代商品社会的表现形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后现代社会的价值反思体系。 ” 把
伊格尔顿和尹鸿的几个概念仔细比较，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所谓的作为一种文化风格的 “ 后现代主义 ” 实际上包含了尹鸿的 “ 后现代性文化 ” 和 “ 后现代主义文化 ” 两个概念，而伊格尔顿作为后现代社会思想风格概括的 “ 后现代性 ” ，则为尹鸿区分的这两个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的支持。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两个层面上的 “ 后现代主义 ” 概念，一个是伊格尔顿广义上的 “ 后现代主义 ” ，这是对反映后现代社会时代特征的文化艺术风格的总体理论概括；另一个是尹鸿狭义上的 “ 后现代主义文化 ” ，这个概念只涉及广义 “ 后现代主义 ” 的一部分，即具有价值反思性、消解性、哲学性和知识分子话语特征的部分，而排斥了大众的、世俗的、带有强烈商品社会消费性的部分。
理清了这两个层面上的 “ 后现代主义 ” 概念， “ 后现代主义电影 ” 的概念也就呼之欲出。本文认为， “ 后现代主义电影 ” 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对应伊格尔顿的 “ 后现代主义 ” 概念， “ 后现代主义电影 ” 指带有能反映后现代社会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的电影类型，这种艺术风格上是无中心的、无根据的、拼贴的、戏仿的、模拟的、多元主义的，它模糊了高雅与世俗、艺术与生活经验的界限，往往是与
消费社会的商业逻辑和高度发达的科技媒介联系在一起的；在狭义上，对应尹鸿的 “ 后现代主义文化 ” 概念， “ 后现代主义电影 ” 指对后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进行反映和反思的电影类型，它具有知识分子精英的怀疑气质，不再相信真理的存在和可追求性，不再相信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也不在相信主体人的伟大神话，它是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的疏离和拆解，在具体的电影摄制上，它往往把这种思想气质融入到电影的表现内容、反映视角、框架结构和镜象语言上，这使得电影往往能显出一种强烈的实验性质和前卫立场。
本文所使用的 “ 后现代主义电影 ” 概念主要是狭义上的，涉及到的大部分电影文本也可归于狭义 ““ 后现代主义电影 ” 中。这些电影大部分都具有上述文化特色和艺术特征，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又显出了很大的不同，本文的分析重点就放在这些地域性差异上，并试图在对具体电影文本的分析中，勾勒出后现代主义电影的地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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